11月份内蒙古煤炭价格小幅下降

离开了人的权利和自由来讨论民主政治，就缺少衡量是非的标准。

（2）此规定更多出于政府便宜工作考虑，而非程序正当性。同时，也应认识到，公众参与并非当然的、最好的制度安排，应注意其适用范围和适用方式，同时也应与其他决策程序相互配合，达成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平衡。

[25]如《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规则》第11条规定：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充分考虑听证会多数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例如听取意见前通过规制风险交流[19]的参与，是通过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互动的信息交流方式对决策相关专业知识进行有效释明，让公众理解和接受决策事项。但此类关涉问题均是建立在真正尊重民意的实质性参与之上，而不是以参与为名操纵民意。而就不同议题而言，个人兴趣、可支配的时间等，均会影响公众参与的热情度，使得决策者很难获得对参与效果的稳定预期，一些努力也会因为潜在参与者缺乏参与兴趣而受挫。[3] 类似事件持续上演，可以看到，公众参与已日益成为考量行政决策正当性的标尺。

与国外主要借助司法审查的方式不同，我国有独特的监督机制，主要有机关监督、公众监督、合法性审查制度，另有对决策实施情况的评价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在规范性文件方面，还有制定权限和发布程序以及备案和定期清理的制度等。为了解决这样的困境，决策者一般会采取两种路径： 一是引入公共利益概念以统合个体利益，例如以治理拥堵和污染作为杭州限牌的正当性理由，但是公共利益是无数个体利益的总和，其中对个体购车者、其他出行者、车商、环保人士等利益的尊重和包容程度分别为何很难把握。德谟克拉西，原是要给个性以自由发展底机会。

曾经完全接受斯大林式宪法概念的主流的宪法理论家张友渔后来的观点也有所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宪法的理解已经超出了斯大林的事实论的宪法概念。另，毛泽东在接受斯诺的采访时，曾明确表示自己曾崇拜梁启超。再如，中国宪法草案的全面讨论的做法，显然是受到苏联宪法爱的影响。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

其间，李大钊曾在日本跟随美浓部达吉学习宪法。此此谈话后，毛泽东对宪法问题以及该草案再没有做出表态。

后来发展到主要依靠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17]谢觉哉系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工作者，时任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中共西北局副书记等职务，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研究会负责人，负责研究宪法理论并起草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和新民主主义宪法草案。如果不指明这个目标，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就不可理解。从理论对现实的指导价值来看，斯大林的宪法定义对1949年的共同纲领制定依然有效，因为纲领是要说将来。

换言之，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毛泽东继承了梁启超对于国体和政体的区分，但所不同是，毛泽东认为国体是宪法问题的根本，未来中国的宪法应当首先对国体进行确认。比如张友渔指出，宪法是拿立法的手段来巩固革命的成果，而其本身，又需要革命的力量来巩固。对此，毛泽东明确提出应该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任务写入宪法，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1918年，苏维埃俄罗斯宪法就有纲领性的。

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促使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实现，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宪政促进会，但后遭国民党打压。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生产机制是从延安时期开始逐步建立。

1948年夏天，谢觉哉在《别甘泉》记载：檐前会议胜天坛，战绩民情抵掌间。[2]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是由日本、法国、苏联间接流入中国的。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目标规划中，宪法式被列入暴力革命成功之后的程序。到了1982年，张友渔：现在讲人民民主专政，与解放前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所讲的人民民主专政，多少一些不同，那时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跟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现在讲的不是联合专政。虽然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修改宪法的职权，但作为宪法之下的国家机关，其必须遵守宪法。[19]其中，谢觉哉系主任，王明系副主任兼宪法组组长。甚至影响了中国的司法实践。[18]其他中国共产党人有关宪法的概念也大抵如此。

对此，一般宪法理论基于法学的内部视角将宪法视为一种根本性的法律规范。事实论的宪法概念推导出的宪法实施方略，需要的更多是力量。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评价，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之一。2001年李鹏在法制宣传日的讲话中曾指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权力来源于宪法，也必须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立法、监督等职权，不得超越宪法。

宪法具有纲领性已成为国家的宪法观，纲领性并不只是1954年宪法才具有的特殊属性，而是宪法的固有属性。参见谢维雁：《回望一九五四：制宪者的某些宪法观念及其反思》，《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在宪法修改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彭真在1982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已经深知，宪法的权威关系到政治的安定和国家的命运，决不容许对宪法根基的任何损害。[29]建国后，通过制定宪法，建立法制的需要逐渐取代了暴力革命推翻旧体制的需求。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后，中国共产党对宪法的界定，从强调宪法是力量对比体现，到强调人民的根本意志为主。[4]自两力相抵以维平衡而外，绝不生宪法为物，有之则一势力之宣言，强指为宪法耳。

从纵向发展的趋势看，其重心有一个从实力角逐逐渐向人民意志过渡的痕迹。纲领是要说还没有说的东西，是要说应当在将来达到和争取的东西。

[31]参见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在此过程中，宪法这一个概念的含义究竟发生了哪些流变?本文试图梳理自二十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至今，宪法概念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对其未来发展趋势做一初步的分析。

宪法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理论联系实践，试图通过宪法理论研究为参与当时的宪法修改进行合法斗争提供理论支持。随着战局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逐渐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

但是到了1954年宪法制定的时候，这个概念就已经无法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制定工作了。社会主义的精神，亦是如此。宪法应当说已有的东西，说现在已真正达到和争取到了的东西。1948年12月改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法律委员会任务与组织的决定》，指出中央法律委员会为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协助中央研究与处理有关全国立法与司法问题之工作机关(不包括宪法)，由陈绍禹为主任。

上述对宪法的理解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界定并不完全相同。上述草案完成后，王明和谢觉哉二人曾专程去向毛泽东汇报，并与毛泽东又一次讨论。

因此强调法律体系形成后，仍然指出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在另一封致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张曙时的信中，毛泽东同样将《新民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列为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感谢参加上述会议和论坛的学者提出宝贵意见。